在城镇化建设正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消弭一切旧建筑和旧街道的今天，位于松桃孟溪镇的“松茂书院”尽管显得有些冷落和陈腐，但仍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在林立的砖楼之间残喘着一娄游丝般的文化香气，昔日的翰墨流香，弦歌不绝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
　　书院创建于清道光年间，乃百年学府，历史上孕育过大批英才。书院建筑虽经风吹雨打和人为拆毁，可当年的规模气度犹在，保留了古代书院讲课、藏书、共祀三合一的基本格局，漫步其中，感慨世道沧桑，当年的圣迹如今门可罗雀，徘徊其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门门额“松茂书院”四字，为光绪十年（1884）司马王倣所赐，笔力遒劲，很有几分沧桑之感。进大门、二门，来到四合天井，进入旁门，便是藏书房，只是再也无经可尊无书可藏。再往里走，出得后门，便是书院的后花园。后花园挺立着几棵阅尽沧桑的古树，令人肃然起敬。绕树三匝，唯有沉默能够表达这种深深的敬畏。古树之间立有一石字碑，上书建院经过，字里行间洋溢着建院者对文化的渴求与依恋。
　　如今的书院早已人去楼空，只是作为今天的一种昭示和摆设。好在孟溪镇小学已与之交融在一起，在日月星辉中秉承着它的理念与文脉。
　　书院的第二任院长就是被后人敬仰的戴人俊。此公曾主教书院，传道求仁，率性立命，对松桃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戴人俊，号雅澄，1857年出身于松桃县孟溪镇一个书香家庭，幼年时期在家庭接受良好教育，继入私塾从师攻读。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每读一文，三两遍后即能成诵。不仅对《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古籍钻研深透，对现代科学也有浓厚兴趣。1880年考中庚辰科举人。1881年赴京会试不第，仍回家继续攻读。1882年，赴京考官中选，被分派至安徽和州牛屯县任县丞兼县厘金总办。其时，他以清王朝政治腐败为虑，未及到任即萌退志，于是束装返松。回松后，即在家设馆授教。
　　时值戊戎变法，新政初行，一般爱国之士力主科学救国，创办新学之风蔚然兴起。松桃地处边陲，文化落后，戴先生慧眼识时，顺应潮流，认为创办新学是救国利民的当务之急。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扩建了“松茂书院”。扩建之后，他以身作责，带头捐献经费和图书。其行为感动了许多有识之士，大家纷纷解囊输资，使书院得以顺利扩建。1901年，资金筹足后，戴先生对原松桃城关的“崧高书院”加以修茸扩建，办起了松桃初、高两级小学校，并聘请当地饱学之士担任教员。城乡父老欣闻戴先生开办新学，都把子弟送来读书，入校学生约有四、五百人。一些缴不起学费、买不起书者，则由学校酌情解决。
　　作为校长，戴先生对学校充满了感情，并寄托着无限的憧憬。为了表达对学校的热爱，他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情，谱写了一首校歌：
　　松桃县立初高小学校，前清光绪未始创造，举业废，科学兴，文明兆。松山青，松水明，尤其奥。伊乃小儿童，是将来伟人，国家依靠。好求学，好施教，比欧美列强周到。
　　戴先生目光远大，眼看城镇农村教育已呈发展之势，将来师资必然紧缺，便于1902年又将原来的大同学堂扩大为松桃县立师范学校，为提供师资、推广新学创造了条件。师范编为速成和正科两个班，分别授课，入校学生约百余名。戴先生亦重视女子教育，同年开办了城东女小和城南女小。为了统一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于第二年秋季复将两校合并为松桃县立女子小学校。女校开办初期，有些家庭受旧礼影响较深，思想有顾虑，都不愿把女儿送进学校。戴先生逐户宜导，在他的努力下，头一年就招了女生百余名，从此逐年增加，最多一年达到三百来人。当时新学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自然各科。地处黔东山区的松桃出现了科学文明之光。
　　1912年，戴先生参加同盟会，成为松桃分会会员，之后被推选为贵州省议会议员，并留任住会委员，参与会务工作。他在住会期间参加了何应钦组织的、旨在拥护孙中山倡导的“少年贵州会”活动，为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戴先生在去省城出席贵州省议会之前，家乡的各界人士在回澜阁为他饯行，先生感慨万千，雅兴大发，即席挥毫题就一联：
　　个地方真挺拔非常，凭撑住蓼皋，游目恍开新世界。
　　赢吾辈值共和再造，好挈来樽酒，大家共作主人翁。
　　事后，乡人把这副对联刻在了两块香楠板上，悬挂在山门两楹，供游人观赏。
　　在任议员期间，戴先生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因而得罪了许多贪官污吏。1924年，袁祖铭部下的一名旅长以筹备军饷为由，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戴先生知情后，义愤填膺，对此举予以痛斥。这位旅长怀恨在心，便指使爪牙闯进先生宿舍，送上钢刀一把，绳索一根，神金一包，当面迫使先生择一自裁。戴先生怒视良久，愤然吞金自尽，时年67岁。
　　噩耗传到松桃，桑梓父老、亲朋、师生莫不为之哀悼痛惜。
　　戴先生出污泥不染，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一袭青衿返回家乡矢志办学，造福乡里，继而为民执言，舍身抗暴，忧国忧民，宁死不屈，其浩然正气，至今仍为世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