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我和儿子聊天，他说道“爸爸，其实我有‘两个我’，一个是勤快的‘我’，一个是懒惰的‘我’。”
　
　　“那你认为哪一个‘我’好点？”

　　他回答说“都好，懒惰的‘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天天玩，很轻松；勤快的‘我’，要学习知识，动脑筋完成作业，有点累，但是可以让我变聪明。”

　　我感到惊讶，儿子对自己认识得有板有眼的！——没错，一个10岁的孩童，学习和玩就是他的全部。

　　还记得他上幼儿园时，因为太爱玩，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控制自己的行为，以至于每周奖励一朵写有“乖娃娃”的大红花，几乎与他绝缘。读了3年半幼儿园，得的各种奖励之“花”共11朵。有几朵还是我到幼儿园向老师给他“讨”到的。他5岁的那年冬天，因为常用屁股在校园的水泥陡坡路上“滑溜溜板”，牛仔裤烂了七八条。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办公桌有一个抽屉盒是存放在课堂上收缴他的玩具。我想，他的确是尽情地玩了，也玩出其中的快乐了。

　　至于学习，在小学二年级之前他的成绩在班上是靠后的。记得一年级一次期末测试中，他的数学成绩21分。这个分数，刺激到了他的自尊，从此认真学习，终于在二年级上学期半期测试中拿到了满分。这个过程中他是勤奋学习的，也体验到了其中的累与快乐。

　　的确，勤奋学习的‘我’与懒惰玩耍的‘我’，儿子都经历了，过程中也产生了真实的情感体验。

　　一个小孩子，能认识到不同状态下的“自我”并进行评判，是因为未受趋利避害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既能感知到积极的“自我”存在，也愿意承认那个负面的“自我”。而我们成人呢？是否能认识到自己所扮演社会角色下那个积极的和负面的客观“自我”？这或许不是一件易事。

　　人，受到希望被社会认同、有社会存在感的心理作用影响，感知正面的那个“自我”容易。但是，要正确认识并愿意承认所扮演社会角色下那个负面的“自我”，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一位王者，认为“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的施政方略已经达到极致了，自己是“一心为民”且“殚精竭虑”的，是完美的仁人君子。所以，才心存“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的困惑。但是在孟子眼里，梁惠王在实行“仁政”上的确做得不好，他只认识到“尽心焉耳矣”的“自我”。百姓所期望的“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恰恰是梁惠王所忽视的。夏王桀在位期间，穷奢极欲，不理朝政，奴役百姓，在人们痛恨反抗他，夏王朝岌岌可危时，他还把自己的统治比作天上的太阳一样，没有灭亡的时候，希望百姓歌之颂之。他尚未认识到自己的昏庸与暴政正是百姓苦难的根源。建国初期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认为革命胜利了，自己是有功之人，在物质上“享受”点不算什么。可是他们未能正确认识自己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有的信仰与革命理想，忘了初心使命。一位初中生的家长，因为学校规定不让学生带智能手机进教室，孩子与其闹情绪，做出种种极端行为。他则把全部责任推给学校，怪罪班主任老师的要求苛刻。他未能正确认识孩子极端行为动机的根源正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每一位正常的社会个体的人，都是一个生物属性“自我”与社会属性“自我”的结合体。社会属性“自我”的社会存在与社会价值更展现了个体的生命色彩，代表了个体“自我”生命的意义和长度。因此，对于成人，自我认识或多或少受到个体期望的社会存在所左右，无法客观地认识、定位自我，不愿意承认那个负面的自我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实社会生活当中，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处在现实社会良知评判标准之内的仁人和君子，认为自己内心都是善良的，行为都是道德的，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展现的风采都是美丽的。当自己的行为不被社会道德、良知标榜的价值观所认同时，总是把道德、良知的标准线往邪恶的一方移，让自己的行为依然在道德、良知标准的范畴之内；当自己心中生出邪恶的意念，并为之行动时，又总是把邪恶行为往道德、良知的区域靠拢，让“恶行”之“自我”依然处在“仁人君子”之列。这样一来，人人都理直气壮地用善良、道德为自己的行为标榜。但是，所标榜的“自我”实则不是那个客观的“自我”了。

　　要认识自我，唯有时刻进行自我反省。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正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时刻反省自己，参照社会价值判断的善恶标准不断地认识“自我”。省悟今日之我学习是否有进步，思想是否在革新；省悟今日之负面的“自我”是什么状态？省悟今日之我社会角色职责是否履行，所展现的行为状态是否雅观？时刻反省，才能准确认识“自我”当前所处的积极与负面的状态。

　　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人人都有善良的情愫，它很多时候只是被社会“物化”的东西暂时掩盖罢了。认识自我，我们用孩童一般的眼光反观自己，或许看到的恰恰是最本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