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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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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戴瑞棠(春晖乡土文化•松桃戴氏家风)
    作者:戴其晓  时间:2017/9/5 11:16:28  来源:本站原创  关注人数:
     
    戴其晓
     
        历史上,松桃坊间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松桃的文化在孟溪老区,孟溪老区的文化精髓积淀在乡风淳朴,文化底蕴相当厚重的后硐村。这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寨,文士之风盛行,先后出了不少“文人雅士”,过去称“乡儒”,现在叫“乡贤”或“春晖使者”,其中就有名垂青史的戴瑞棠先生。
        戴瑞棠先生就是后硐的一位“名儒”,松桃的一代名师,为松桃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一生没当过官也没发过财,日子过得清贫,但心里踏实,生活得安稳实在。简朴中不忘生活的喜悦和纯真,真正懂得清贫之道,懂得生活的人。教一辈子的书,但他的“名气”方圆数十里都是晓得的。《戴氏族谱》、松桃戴氏宗祠有他的生平简介,《铜仁地区人物志》、《松桃县志》、《孟溪志》、《松中校史》等都记载有他的历史事迹。能同时得到民间和官方赞誉的人,屈指可数。
    直到现在,提起这位已经去世60多年的瑞棠先生,在松桃戴氏家族人们的心目中,他声望卓著,形象高大,对他可谓是高山仰止。特别是在后硐村,更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寨上老老少少都还在惗记着他,都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儒雅志气为荣耀,教育后代励志奋发。
        虽然“瑞棠”之名家喻户晓,但其真正晓道他“书名”的人却知之甚少。他的“书名”叫戴昌祥,又名昌㻌,字瑞棠,号炳炎。1887年出生在后硐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了读书的熏陶。《松桃戴氏家谱》记载得详详细细,《松桃县志》等文献也是记录得清清楚楚。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寨上的族人又称他为“四先生”或“四爷”。
        后硐村大多都是姓戴,相互间称呼自然就省略了“戴”字。因戴家是个旺族,人口众多,取名字都是按字辈取的。一个家族里面难免的会有重名。辈份在戴家人起名里面,以前都必须表现出来的。一般就将排行的一个辈的人以一个字作为这个辈份的象征,就是怕家族人口多弄混杂了亲缘备份关系。
        字辈,表示家族辈份的字,俗称派。其意均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
        松桃戴氏的字辈称为“长流水”,一直都按家族流传下来的字谱选取,否则就会乱了家谱中的规定,是必须沿用家谱里面流传下来的取名字谱。戴家的字辈为五言类诗体,读起来十分顺畅,记起来更容易。班次名派为:“天子万福洪,伯仲金玉容。天三仕代文(永),正大光明人。昌启应祥兴,芳延国祚亨。经传思善继,熙宇治平均。崇隆重世泽,泰和开瑞珍。 本源从中立,华发镇乾坤。”
        常言说,乱亲不乱族。到外面碰到了一个家族的人,只要通报姓名,就知道多大辈份,是老是少,一清二楚,是不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就决定了对方的称呼和地位。
        在松桃这方热土上,当时叫“戴昌祥”的人比较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有。教书的、管帐的、看风水的、算卦的、相面的等等比比皆是,人们都习惯称他们为“先生。”如果喊“昌祥先生”,就弄不明白是哪一个“昌祥先生”,教书的或是管帐的看风水的。喊“戴先生”更显得复杂,走错路都碰到“戴先生”,分不清是指谁了。唯有省去姓氏的“瑞棠先生”名号是独一无二的,喊起来十分亲切。
        瑞棠先生的祖父戴明炀以军功卓著被保举为“千总”,享受五品盖翎官服,诰授“武德骑尉”,积善乐施,承修了宗祠桥路,被推举为戴氏“族正”。父亲戴人和是饱学诗书的“拔贡”才子,寨上的族人尊称为“拔贡老爷”,无不称道他的睿智、厚道、善良。著有《下马岩》、《双凤营》、《乜江青龙硐》、《笔架山五言绝》等诗文留传于世。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朝制度,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十二年考一次,优选者以小京官用,次选以教谕用。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叔父戴人俊是贵州乡试甲午科第11名“举人”,官任安徽牛屯县丞、贵州议会议员,松桃新教育创始人之一,被列为松桃“十大历史名人”。堂弟戴独明是革命英雄,黄埔军校四期学员,松桃第一个共产党员。
        戴人和一直秉承戴氏勤俭耕读、和睦邻里的良好家风家训。一路走来,让他深刻领会了父辈们走过的历程和经历的坎坷、艰辛充满光辉的足迹和荣耀。他在《松桃戴氏补修族谱自序》中说:“所敢断言,天下无难事,有志事竟成,勉旃来兹,吾拭目以望。”因而对孩子教育有了严格的要求。他知道父母的思想品质,文化修养,性格情绪,兴趣爱好都无时无刻地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子女的成长。他经常给儿子们讲授“凿壁偷光”“闻鸡起舞”的故事,体现出刻苦学习的家风;教育子女不要乱花钱,体现出勤俭节约的家风。形成了一种忠厚做人、爱好学习、尊重知识家风。这些,使戴瑞棠很小就受到了无形的启蒙教育。
        瑞棠先生从小聪颖,自幼受父亲“天下无难事,有志事竟成”名言的教导,好学不倦,十分刻苦专心。四五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治家格言》等,到读私塾时发愤钻研《四书五经》,甚至研习诗词韵律、佛教易经。七岁就能写诗,八岁就能作赋,好学上进在当地有“神童”之称。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打懂事起,瑞棠先生就从平时父亲的言谈举止中,真正领悟到父亲对那份心愿的渴望。弄懂人生道路上的道理,读出自己人生成长中所需要的营养,只求无私奉献,不求任何回报。一首古诗,诵读不已,很快就能背得滚瓜烂熟。他对待学问非常认真,把一些古文抄在白纸本子上,读的时候拉着腔调,十分铿锵动人。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每天都孜孜不倦地读书。只要一翻开书,他就似乎什么都忘记了。
        当时孟溪有个著名的“松茂书院”,他祖父戴明炀任“山长” (即院长,书院的主持人),他在里面从蒙馆、童馆到经馆接受知识的洗礼,深得祖父的器重,常常让他上讲台体验,当起了“娃娃老师”。
        1906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由“新学”取代,“松茂书院”改为孟溪高、初两等小学堂;1907年他满叔戴人俊在县城开办了县立高等小学堂。当年他20岁,同龄人都娶妻生子,而瑞棠的求学之路正如日中天。
        自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瑞棠先生满是感恩,一生的成就,认为父母才是他背后的真正英雄。特别是父亲一有空,就会和他一起学习,为他答疑解惑。不但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日后的学修方向。他对待父亲母亲极其孝顺,对待哥哥弟弟,极其友爱。并立志廉洁自身,以身报国。
        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无一例外是付出了艰辛劳动的。
        20世纪初,在中国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法政专门教育骤然而起,这一时期以一大批法政学堂的兴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占有重要的一页。
        1906年,官立贵州法政学堂成立,在当时全省6所学堂中影响力最大。《贵州法政学堂试办章程》规定:
    • 本学堂教授官绅,以改行宪政应用必要学科为主旨,以普及法律思想,度储佐理新政人材为成效。
    • 本学堂遵依部咨,查取直隶法政学堂章程,并参酌本省情形设立,定名曰:贵州法政学堂。
    • 本学堂就贡院内原有房舍量加修葺应用,以节经费。
    • 本学堂既为预备立宪培养人才而设,自当研究各种政法原理,而于本国现行律例、交涉约章尤宜切实讲求,比较得失异同,以期适于实用。
    • ……
        1907年,官立贵州法政学堂开设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课程。1913年,更名为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与贵州省农林学校、贵州省立二中合并升格为省立贵州大学。
        官立贵州法政学堂的宗旨是培养预备立宪的人才,当时分官绅两班,“官班”招收道、府、州、县候补官员,“绅班”招收举贡生员或原来任过官职者。
        1909年,戴瑞棠不负父望,以立意出众的文章,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足见其学识非凡。高分考入官立贵州法政学堂,列在“绅班”。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加上受父亲戴人和的影响,戴瑞棠开始关心政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家乡的建设。
        在省城利用学习之余,他几次向省政府呈文,要求在孟溪开设邮政代办业务,得到批文后立即交请孟溪街上黄宗儒先生开办了“孟溪邮政代办所”,成为松桃最早获批的乡级邮政代办所之一,解决了孟溪重镇多年来邮政通讯落后的难题,为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响亮枪声划破长空,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在神州大地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全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国有希望了!全国性的大革命已然不可阻挡。
        贵阳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辛亥革命爆发,在贵州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和全国各地的形势一样,贵州的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在省城贵阳的学子们欣喜万分,都一传十、十传百地奔走相告,大街小巷欢呼沸腾。
    瑞棠参加了以推进宪政为名成立的贵州革命党“贵州自治学社”,同盟会视贵州自治学社为“同志”,但张百麟领导的自治学社并不是同盟会组织。自治学社大力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及平民中发展成员,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遍及全省。自治学社先是以立宪为宗旨,后来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开始聚集革命力量。他开阔了眼界,思想十分开明,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较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与同在贵阳就读陆军小学比他还小三岁的本寨子的堂叔戴嗣德等人立即行动起来,秘密集会,酝酿如何发动群众,共谋捣毁贵州抚台行动。1911年11月3日夜7时许,当时以“陆军小学”、“法政学校”、“自治学社”为主力,通过革命党派的领导,一举拿下贵州巡抚署。
        贵州巡抚沈瑜庆北面而哭交出政权。
        11月4日,贵州宣布光复。
        贵州法政学堂毕业后,瑞棠深得老师的器重,能力得到认可,完全可以留在省城,谋个一官半职,因为他的同学大多数都入了仕途。但是他另类,放弃了出入仕途的机会,怀揣“教育兴邦”的梦想,带着对故土深深的崇敬和眷恋,带着对家乡亲友的牵挂,扬帆起航,一路坚定前行,收获人生彼岸的幸福。毅然决然回到自己的家乡松桃。站在三尺讲台之上传道授业,做起了一生未改的职业:“教书匠”。
        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惋惜,难得的一块当官好料子。他只是淡淡地说道:“人各有志。”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限人生,有梦为先。其实世界很渺小,而精神才是最伟大的。
        瑞棠先生温厚、仁爱、智慧且高雅。他回松桃后,一直兴学从教,培育人才,热心公益事业,对松桃教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高风亮节至今令人嗟叹,被誉为松桃一代“名儒”。学生几达数千人,桃李满天下。先后执教于松桃县两级小学、孟溪两级小学,1936年任孟溪小学校长,1939年改任一般老师。1943年回家教私塾。1944年在妙隘小学教书。1946年在松桃中学教书,半年后即回家看水碾。1948年复任孟溪小学校长。
    他前后两次任孟小校长,都是由于之前军阀连年混战造成社会形势混乱不堪,积贫积弱已久,灾难重重,到处都充满了萧瑟的气氛,给教育以最大的威胁。学校混乱不堪,老师无法上课,学生荒废学业,教学每况愈下,学生的家长及当地的乡绅多次上门敦请而受托就任。瑞棠先生到职后,大力整顿校园内部的秩序,为同学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一位好校长可以造就一所好学校,瑞棠先生主持校长工作的人格魅力,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时校声大振,秩序井然,教学质量显著上升。他之所以励志从教,有家庭熏陶的背景因素,更有省城求学开阔视野先进思潮的主流影响。
    瑞棠先生认为,欲救国民必先重教,若强国邦必志于师。意思就是要想救国救民,就得先发展教育;要想振兴民族,就得立志当老师。他提出:“庸医害一人,霉道毁一家,拙教荒一方,愚师殃一代。”通俗地讲:一个庸医只害一个人,一个倒霉的阴阳先生最多只害一个家庭,一个师德不好的教师则会害一个地方,一批如此差劲的教师会害一代人。说明当老师责任大,只会教书很容易,而坚持做一位以德育人的“师者”却很难。满腹经纶的他教学有方,治学严谨,被尊称为“教书王”。严格要求学生做到德才兼备,要以礼法约束自己,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善于因材施教,敢于打破教学中的旧章陈规,与时俱进地调整课程教学。
        在松中教国文时,一个学生写了一篇《“落花生”读后感》的作文,因独到的见解,瑞棠先生竟破例打100分,打破作文不能给满分的框框。他重视体育锻炼,每到一校都要求师生天天坚持做“八段锦”操。他对贫寒学生尤为另眼相待,关心其学习,鼓励其自强,教诲和勉励学生在校要做品行兼优的学生,踏入社会后不要做害人的事。
        瑞棠先生文质彬彬,很有学问。《四书五经》通读几十遍,几乎达到倒背如流的地步,并能深刻领会其中的含义。唐诗宋词成竹在胸,信手拈来,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令人不自觉浸润其中。他的国文教学当时在松桃中学堪称一绝,出其新意。学生来请教他,用不着翻书本,只要学生读出课文的标题和疑难字句的上下文,他言语谦和柔顺,就可以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顿开茅塞,给人教益。
        授课总能妙趣横生讲出文字的生命和语言的魅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对重点难点疑点问题,梳理得清清楚楚,易懂易学,并力求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和体味,入脑入心。
    如此深入浅出、神采飞扬的讲解,当然获得了听众大赞。
        那份责任感瞬间令人肃然起敬。
        在长达40年教师生涯中,瑞棠先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把真挚的爱心给予学生。富有责任心,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处事公平合理,对自己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爱护有加。使学生终身受益,赢得学生们的赞誉。对家境贫困的同学,慷慨资助,直到毕业为止。教过的学生中有将军、省部级干部、知名专家、学者和教授等等,培养出罗启疆、杨辛克等一大批有为之士,以及林才达、黄昌俊、赵崇灵等高徒弟子。办学的理念和思想,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是值得珍视的。他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松桃的教育事业,堪称一代名师。
        《松桃县志》称赞他:“自幼受书香之家熏陶,喜诗词,重伦理,文学造诣较深,爱国爱乡之心甚切。”
        瑞棠先生痛恨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还批评一些当政的官员,听过讲学的人都说瑞棠议论得对,敢作敢当。他还给学生们讲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常用以教育,激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对罗启疆影响很大,罗启疆心中深深铭刻忠于自己的祖国,忧国忧民,以天下有信心。
        罗启疆少年时就聪慧过人,对瑞棠先生非常的恭敬,瑞棠先生也十分推崇他。
        某一天的课余时间里,罗启疆抓了一把泥土捏了十多个泥人,放在地上站成一排。然后,他找来一根小竹片拿在手里,像一个带兵临阵指挥的将军那样,对着泥人喊着口令:“立正。”见泥人一个个无动于衷,顿时怒发冲冠:“不听军令者,杀无赦。”突然,他挥着小竹片砍向那一排泥人,毫无疑问,成有泥人的头全部落了地,受到了“军法”处置。
        瑞棠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责怪罗启疆,而是投去赞许的目光,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给他内心深处埋下了一颗长大立志救国救民的种子。
        应该说,瑞棠先生对罗启疆影响是最大的。人生的际遇常常很奇妙,不经意的一个瞬间可能就会改变一生的轨迹。
        1902年,罗启疆出生在松桃达车乡张坝堰一个农村家庭。乳名彪,字封荣,后改效之。国民党陆军中将。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和庐山军训团第一期。后在黔、川军队中历任连长、师警卫营营长,1926年8月任黔军独立第一团团长,1927年7月任30师副师长,独立第二师师长、51师153旅旅长、预备13师师长等职。后入国民党庐山训练团第一期及陆军大学函授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二师师长、率部在苏、皖、湘、鄂等地与日军作战。1938年,率师参加武汉保卫战,在大冶、黄石港、西塞山一线抗击日寇,与敌陆、海、空军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1939年,驻守湘北抗击日寇,并派一个团深入敌后,在通城、崇阳、岳阳三县边境开展游击,颇有收获。9月,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奉命进行反攻,一举收复平江,乘胜追击,日军被截成数段,狼狈逃回通城,会战结束后,罗启疆部受到战区指挥部的嘉奖。1940年4月,罗启疆率部驻守岳阳黄岸一带,5日不料突患重病,在湖南岳阳县猝然病逝,终年38岁。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25岁就当师长的罗启疆,民国24年(1935)冬,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战马,风风光光地率部到达松桃县城,迎接他的县长点头哈腰地给他打招呼,罗启疆骑在马上只是微微点头。县长想来和他握手,他视而不见,没有停留下。他的目光却在一排排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扫来扫去,突然发现人群里的瑞棠先生,兴奋地立即滚鞍下马,亲热地喊道:“先生。”
        瑞棠先生看到自己的学生虎虎生威,也十分激动:“启疆,为师想你啊。”
        罗启疆亲自搀扶瑞棠先生行走,由衷地说道:“你是我的好先生,师恩难忘啊。没有您,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县长见状,摇了摇头轻声感叹道:“吾不及师矣。”
        罗启疆感恩瑞棠先生,就到各中小学慰问,赠送纪念品,在送给毕业班每个学生的毛巾上,欣然题词:“内讧频仍,外侮维艰,未来重任,责在青年。”
        孟溪街上的杨辛克家境贫寒,靠母亲常年卖豆腐积攒点小钱供养读书,瑞棠先生知道情况后不仅减免书学费还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杨辛克受先生之惠,感怀备至,在给其兄杨慎的信中说到:“瑞棠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难忘的人”。
        杨辛克,1917年11月出生,又名杨光汉、屠一夫,笔名滴川。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老红军。解放后,随军西进贵州,历任贵州省工商厅工矿处副处长,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副厅长,沈阳第二机床厂厂长,贵州省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贵州省工交办副主任,1984年2月离休,1993年4月享受副省级医疗、住房待遇。
        林才达上世纪80年代写信回忆到:瑞棠先生是我童年蒙师,在我上初小四年级时,毕业班考试县府阚科长出了个《学而时习之》的作文题,就走了。封建政权推翻后,没有几个学生读过“时而”这类书,同学们望椽皮而无从下笔。学校慌了手脚,急忙要几位老师代为写作。瑞棠师是班主任,当然不能例外。我呢不揣冒昧自己写了一篇,呈给瑞棠师看。我说,先生我写这篇你看要得不。他看后说,可以。结果考卷发还,瑞棠师写的为第一名,我写的名列第二。从此,瑞棠师非常喜欢我,每次改我的卷子总把我叫到讲台前当面给予指教。他说,你这句本来可以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改,因为你写的还没有达到熟练,有改的必要。林才达后来于贵州省水利厅离休。原湖南花垣县农业局局长王清卫曾回忆,瑞棠先生执教严谨,循循善诱,批改我的作文时特别指出,这处用词遣句别人尚且不追,你等则欠佳,须有更高要求,字斟句酌方成好文章,切记啊!
        瑞棠先生一生以刚直不阿而著称,勤于职守,不预政事。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特个性。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瑞棠先生在亲朋好友关心下,在广大民众的信任下,与城内吴聘候先生竞选省参议员而当选。他看透了国民党政府虚骄无知,上下腐败已甚,官场的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以名节砥砺品行,不愿违背初心出仕为官,拒不赴职。并诫勉其子侄宁教书育人,以不畏权,不务仕途职。
        这一切,除了跟他的父亲戴人和平时的教育有关,还受到了他心中一位所崇敬英雄的影响,这位英雄就是他十分崇拜的亲叔父戴人俊。
        他晚年曾与张伯诚创办孟溪图书馆,解放后因资金没有筹足尚未开放而停办,成为他的遗憾。
        瑞棠先生1950年腊月病故于家中,终年64岁,葬后硐山清水秀的白鹤湾。他的学生林才达1984年8月时年80岁时曾赋诗一首《怀念瑞棠老师》赞道:
        吾师伟大更崇高,
        曾记当年育幼苗。
        直上青云承善诱,
        每思化雨胜于膏。
        瑞棠先生去世至今已有60余载,对于他对松桃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后人不敢忘怀。非常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不愧为一代师表。
        可谓,功勋载人松桃史,声名世世代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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