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美丽的松桃，是一块写满红色历史的圣地，更是一本写满革命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的教科书。
    红色，是松桃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特殊而深沉的历史记忆，它既包含着那个年代革命先贤们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包含着革命先贤们勇于创新、接受新思想、向往新生活的理想。
    1924年到1925年5月，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苗乡播下了革命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将继续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留下的长征精神，对松桃影响深远。许多松桃热血青年如戴独明、李光庭、腾久荣等等，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追随组织参加革命，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从小出生在一个具有思想、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家庭里的革命英雄戴独明，原名戴德莹，又名戴蓉，1904年出生在大路的后硐，松桃新教育主要奠基人戴人俊的二儿子，后硐十大历史名人之一。
    少年时代的戴独明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父亲戴人俊为他讲解历代兴亡存废的历史，给了他深厚的知识底蕴和文化滋养。良好的家风陪伴戴独明不断成长。家庭的氛围、特别是父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了他，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和救国报国之志。并不仅仅是语言，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嫉恶如仇的情怀，是父亲给予他的最宝贵财富。
    戴人俊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同盟会松桃分会会员，贵州省参议员，参加“少年贵州分会”的活动，与黔军参谋长何应钦过从甚密。是一位为民请命的反腐义士，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1919年小学毕业后，15岁的戴独明随父亲戴人俊来到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在父亲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下，幼小的心灵深处，接受了社会进步思想潮流影响。
    戴独明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而且有政治抱负，读书极为勤奋。
    1921年冬，其父戴人俊在贵阳被害后，在时任松桃县团防局长堂兄戴伯康的资助下，1922年，入汉口共进中学继续学习。
    此时的武汉三镇，正是我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哨阵地，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戴独明在校经常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国家民族的危难，促进他朴素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进而推动他成为共进中学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强战士。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由上海传到武汉三镇，戴独明闻讯，心底便涌起一股极端的愤怒，那愤怒好似熊熊燃烧的烈火，当即咬破指头，用殷红的鲜血写成一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贴在校门口的提示栏上。他还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义正词严地表示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誓雪国耻。这种铿锵有声的民族气节和激昂的爱国行动，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表达了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坚定决心。
    1925年秋，戴独明共进中学毕业，他对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更加深恶痛绝，萌发了投笔从戎的念头。恰巧这时，在汉口遇到与何应钦有师生之谊的松桃同乡欧百川。欧百川曾在贵州警察讲武学校学习，何应钦是讲武学校的校长，得知何应钦正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戴独明凭借与何应钦的私人关系和欧百川的引荐信，进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
    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是近代中国闻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而得名。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闻名的指挥官。主要将领出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在这所军校中还曾经有大批贵州籍学员在这里接收教育。黄埔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革命风尚，清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他建立和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名鼎鼎的十大元帅如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
    戴独明在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定地拥护“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张，并积极投身于联合会的各种活动。
    1926年3月，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戴独明旗帜鲜明地揭露事件真相。虽然出生于书香门第，但他打算投笔从戎，毅然决然要跟共产党走。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7月，戴独明军校毕业，经过一个短期特别训练班，被分配到周逸群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工作，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2月，戴独明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贺龙）第2团（团长欧百川）指导员。同年6月，独立15师改为暂编20军，调任该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2团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举世震动。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其领导的20军亦成八一南昌起义主力之一。周逸群和刘伯承一起协助贺龙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胜利的第3天，叶挺、贺龙领导的起义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计划相继撤离南昌，踏上艰难曲折的南下广东征途，准备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坚持开展革命斗争。进军至广东潮汕时，戴独明升任周逸群师的政治总主任。后因部队向陆丰、海丰行军途中，路经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第20军第1、第2师刚刚走过，突然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第11师的伏击，将起义军拦腰切断。周恩来、贺龙、叶挺指挥部队奋起还击，但因部队长途行军，已征战千里，实力大减，给养困难，从南昌带出来的辎重、重武器甚至大批枪支弹药遗弃不少。伤亡巨大，士气受到严重影响，遭此突然袭击，逐渐失去控制，起义军很快被冲散了。
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此时的戴独明早已下定决心，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与党组织和部队失散后，戴独明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一直在打听部队的消息。当听到贺龙、叶挺、刘伯承他们离开部队秘密经香港转赴上海去了。他不顾个人安危，赶紧经过香港到上海苦苦寻找贺龙和周逸群，在白色恐怖之下，茫茫之中没有找到。他转由上海到蚌埠，在罗启疆独立师部暂任政治部主任。他经常在罗的军队中宣传中共的进步思想，罗对此很反感，不久便与罗意见不和而分道扬镳。
    1928年夏，戴独明回到老家松桃后，在县城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他仍忘不了他的真理信仰，为了民族的未来，到处游说救国救民的政治主张。
    贵州省长周西城得知这一情况后，忙电令松桃县长缉拿戴独明。戴伯康得到消息，立即转告戴独明，要他暂避风头。戴独明连夜从县城悄悄回到后硐，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不暴露自己的行踪，他不敢回家里，只能寄宿在左邻右舍，有时在人家木房天楼上屈就躲藏好几天，忍寒挨饿。看到县里不断来人要捉拿戴独明，有“好心”人以为他犯了什么事，就劝他去自首算。戴独明斩钉截铁地说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妻子喻棣华1925年未满20岁就嫁给戴独明，但戴独明成亲后一直在外“神秘闯荡”，从不向家里透漏真实情况，家人和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戴独明回乡期间，在县城教书的妻子隐约知道戴独明是那么事情，要他“迷途知返”。戴独明果断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929年春节后，戴独明无时不想方设法找党组织，待清党反共的风头一过，他化装去铜仁新10师师长谢彬处做客，寻打机会外出。谢彬师不久后改为85师，移驻湖北崇阳，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主任毛定松，孟溪小寨人，军需主任戴人海，也是后硐人，是戴独明的族叔。戴独明来到汉口，以在谢彬85师汉口办事处工作为掩护，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随即在武汉长江局的领导下开始党的地下工作。
    贺龙和周逸群在湖北洪湖开展革命斗争，急需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戴独明勇敢地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向贺龙周逸群领导建立的洪湖革命根据地运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
    国民党政府为截断洪湖地区的械弹补给，由陆、海、空军总令部武汉行营发出“运输械弹特用独立旅以上护照，其余需用行营护照”的命令，武汉司令部也发出相应通知，严禁无照运入械弹。戴独明利用与85师汉口办事处主任毛定松的关系，弄到合法的军用护照，从汉阳兵工厂搞到多批枪弹，一次又一次地安全运进洪湖，有力地支持了洪湖的革命斗争。
    1931年夏，戴独明多次偷运武器的事已被国民党政府觉察，他也听到了敌人准备下毒手的风声，他本可先行回避，离开险境，但他临危不惧，临难不苟，仍然设法为洪湖苏区筹措枪弹。一位朋友给他买了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了轮船，但他想，组织上未通知自己离开，毅然下了船。第二天就被逮捕了，拘于汉口陆军第一监狱。这件事，在1957年3月17日《贵州日报》刊载的夏微(即曾焕成，欧百川的秘书)所写《忆戴蓉》作如此叙述：“……事前这个朋友得到一点消息，极力劝他离开汉口，并且替他买好了到上海去的船票，送他上船去。不料送他的人前脚下船，他也随后下来了。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冒着危险，他说，你劝我走，是朋友的情谊，我没有得到离开此地的指示，不能避而他去，并且你也一定不愿有这样一个‘临难苟免’的可耻朋友，这位朋友只好不再勉强他走。不料第二天(1931年夏)，几个宪兵荷枪实弹来到85师传达室，叫传达丁启祥把戴独明喊出来，一句话没说，就把他抓走了。”
    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对戴独明用尽了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戴独明威武不屈，矢志不渝，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维护了党，保护了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硬骨头精神。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历久弥坚，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更加执著。根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军需品接济反革命处死刑”的命令，戴独明很可能会被判死刑。在这万分危急情况下，戴人俊先生的学生、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贵州人袁竹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何应钦以及毛定松等贵州老乡暗中展开营救工作，以及罗启疆独立34旅官兵的集体作保，最后只判了15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的召唤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启全民族抗战的征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协定下，戴独明获释。出狱后，他受尽折磨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本应和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妻子喻棣华一起住下来在家休养。
    泱泱中华，面临亡种灭国之危机。辽阔的神州大地，抗日的烽火四起。眼前浮现了那血染的战旗，耳边响起了那冲锋的呐喊，枪炮的怒吼。国难当头之际，戴独明仅仅在汉口住了几天，就只身去南京找党组织分派工作。他很想去延安，因身体十分虚弱，行走不方便，只得暂住同乡、军校教官唐必恭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及“八•一三”上海沦陷。戴独明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到芜湖师管区担任训练新兵的工作。同时，去找唐必恭，了解共产党军队（八路军）驻守的区域位置，由于距离太远而暂时未成行。
    1937年，在一次运送新兵过长江上前线时，遭到日军的空袭，戴独明与全船新兵因船沉不幸遇难，年仅35岁。
    1939年前后，喻棣华已是国民党松桃支部委员和“反共先锋”，她得知丈夫早就是中共党员并“生死不明”后，“追悔莫及”，公开登报申明与戴独明脱离夫妻关系。
    戴独明是松桃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共早期党员，在铜仁地区籍人士中其入党时间之早仅次于周逸群，与旷继勋、肖次瞻同年入党。戴独明是松桃县籍人士中最早的黄埔军校学员。在铜仁地区籍人士中是参加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为数不多的几个革命烈士之一。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一生，是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的一生。